汉晋南朝书法文献中的“形势”之辩

　　汉晋南朝书法文献中有许多泛论各种书体的《书势》。这些“书势”论，虽对各种书体美的个性特证认识尚不清晰，但把握到了书体美的一个共同根源——“势”。早期书家首先以“势”论书，说明“势”与书法艺术有生与之俱的不解之缘。以生动的物象姿态比拟书体之美，说明早期书家对书法艺术的生命特征已有感悟。而这种感悟与他们的“势”意识有关。如“书势”论中对草书的描述——常“截取由静而动的物态中力度最强的片断”以动势引发人的想象，说明他们认识到了“势”所具有的灵动及其所蕴含的“力”的美，并且都将“势”作为书法美的根本来源。

　　事实上，从“势”的角度观照书法，就意味着书法审美必将进一步深入到文字书写的过程中去，最终使人们的追求由文字的实用技能向书法美的艺术创造方向发展。没有对“势”的感悟，就没有汉晋时期的“翰墨之道生焉”。所谓“仰观俯察”、“远望近察”的审美观照，实际上是源于《周易》的古代民族思维方式的体现，也是书法“审美距离说”的滥觞。

　　早期书家以“势”为切入点，对书体进行动态的、整体的考察，体现着他们自身不同于一般文字书写者的追求。他们对书写美的追求，超过了字形规范本身，“形”与“势”的关系首先成为其艺术思辨的重要内容。

　　“形”与“势”的关系，体现在早期书法文献中具有很强的辩证意味。王羲之《笔势论》中“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以及“视形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说明“形”蕴含着“势”，“势”由“形”来体现。后来，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云：“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

　　又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王褒书凄断风流，而势不称貌，意深工浅，犹未当妙。”这两段论述均体现出“形”对“势”的倚重——因“势”生“形”。“形”与“势”关系的关键在于“形”富有内涵，含有力的运动趋势；“势”以其联系性创造“形”。

　　将“形”、“势”联系起来思考的书法评论术语有“字势”。“字势”之名首见于卫恒《四体书势》：“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字势”相当于字之形势、笔势。王僧虔《又沦书》载索靖“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袁昂《古今书评》称＂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屈强”，均说明“字势”与书体关系至密。在“字势”与书体的关系中，“字势”具有相对独立性。书体不变，“字势”可以进行单独调整。同样，书体演变，“字势”可以保持不变。因此，“取势”在书写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王羲之《笔势论·健壮章》强调要“视笔取势”，萧衍《草书状》则认为书写草书要“随态运奇”，说明“取势”具有随机性、灵活性，体现着主体的书法功力与艺术素养。实际上，“取势”是在包括高低、轻重等方面的选择上来体现主体对形式美的创造。“取势”至于精妙时，可以造成“长波郁拂、微势缥缈”（成公绥《隶书体》）的意境。“取势”于有意无意间，还会产生“值笔连断、触势峰郁”（萧衍《答陶隐居论书》）的精彩效果。总之，“势”为书法艺术生命的原创力，须通过具体用笔表现出书法艺术的“生命”状态。

　　书法艺术的“生命”状态，或动中有静，或静中有动，以“形势”来表现。“形”为“静”、“势”为“动”，“动”“静”之际，伴随着生动、神气以及主体灵性的流露，最终以独特的形式之美呈现出来。王僧虔《笔意赞》曰：“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粗细、向背构成“形势”，虽偏向静观状态，但静中寓动。

　　因此说在形式构成的诸要素中，即使是发生最细微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书法艺术“生命”的成败。至于点画形式与结构布局缺乏变化、缺少艺术生动之美的“算子”书，则属于书法评论中对书法艺术生动之美所进行的反义的形象喻知。

　　齐梁时代，也有各种书体形式之美综合见于一体或一件作品之中，呈现出“众美毕集”的情况。如庾肩吾《书品》曰：“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这段话说明，将各种书体的“形势”规律与特证融于一处，势必能够丰富书体与作品形式的内涵，提高书法作品的艺术质量。同时，通过对形式美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努力追求，势必能将书法艺术引向更为深广绚烂的意境。这种艺术创造是创作主体主观艺术思考增加的表现，也是庾氏将“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的作品列为“上之上”的客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