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中国书法传统的“双刃剑”

　　我的题目是《兰亭》：帖学传统的双刃剑。提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作为与魏晋之后书法史相始终的重要作品，尽管《兰亭序》的真伪至今尚无定论，但它对中国书法传统，尤其是帖学传统的建构起到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按照书法史现有记载，《兰亭序》问世于东晋永和九年上巳日，右将军王羲之与诸多好友宴集山阴兰亭，修禊之礼。沉浸在江南暮春的明山秀水中，士大夫尽情畅游。他们的艺术心灵得以放怀，他们的玄学人格在大自然中展现。面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王羲之乘兴挥毫，“思逸神超”，写下文书俱美的《兰亭集序》。

　　这让人千年传唱的《兰亭》，其魅力究竟在哪里呢？贡布里希在《论风格》和《规范与形式》中提到了“基准作品”这一概念。我想，在漫长的书法长河里，《兰亭》也可视为“基准作品”。换句话说，《兰亭》是具有“原型性”指向的作品，它兼具书法艺术“文本原型”和“人本原型”的双重使命。所谓 “文本原型”，是指以点线和点线构成的方块汉字；“人本原型”是指人类心理学上关于书法艺术创造的原型区域。它包括普遍艺术冲动(集体无意识)和个体特性(个体无意识)的艺术表达。就《兰亭》而言，其“文本原型”就是行楷书体的表达。我们知道，楷书和行书这两种书体自魏晋定型以后就再也没有改变过，无论书家以哪种书写形式表现，都不可能在原则上改变所属书体的用笔和结字的基本规律。《兰亭》把楷书和行书二者兼而有之。其总体特征“使大于转”、“动大于静 ”，在这个意义，《兰亭》彻底改变了汉魏以来人文世界中“大朴大拙”、“自然无素”的审美理念。当“流美”这种在“易变”或“大动”中求得统一的更高的审美境界出现之时，《兰亭》作为里程碑式的出现，无论怎么被人认可，无论怎样地广为接受都是毫不过分的。从“人本原型”而言，王羲之以及所有魏晋文士的人格魅力构筑了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牢不可撼的“魏晋情结”，他们达生适情的应世思想，以儒为体，释道为用的生命情调，超然物外、淡然处世的旷达胸襟成为后世文人精神追求的最高旨归。古有“昔人以《兰亭诗序》为书家《六经》”的说法，还有“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论语》、《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怎样重要的地位不必多言，以此比堪，足以彰显《兰亭》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更有甚者，“神话”《兰亭》，把它比作神物，将《兰亭》奉为神典，充满顶礼膜拜之情。与文人士大夫的“心向而往之”比照，《兰亭》又受到唐太宗及其后的诸多帝王的认可，当政治力量加诸《兰亭》之后，它就再也无法摆脱“平凡”的命运。在“儒道互补”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漫长之旅中，对《兰亭》的接受不再囿于书法本体的承传与创新，而是折射出大文化背景观照下的多层意蕴。《兰亭》所具备的内在的最伟大的原型力就是千百年来国人之人格梦想和书法审美梦想的综合体现。换而言之，国人之人格梦想和书法审美梦想不期而造就了《兰亭》成为典范的事实。

　　然而，《兰亭》对于帖学传统的影响，在书法史上也一直存在着另外一种声音。目前，学术界有一点共识，《兰亭》的书法风格与传世王字法帖如《孔侍中帖》《丧乱帖》《得示帖》等王书手札存在较大的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是否运用“绞转”笔法，是二者之间的区别之一。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通常所说的转笔，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笔锋随着笔画的屈曲而进行的平动(曲线平动)，如书写铁线篆时笔锋的运行；一种是笔毫锥面在纸面上的旋转运动，这种转笔可称为绞转。前一种转笔运行时笔毫着纸的侧面固定不变，后一种转笔运行时笔毫着纸侧面不停地变换。王书手札中充满“ 绞转”式的用笔，锋端并不是顺着点画走向而做简单地平移，它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处于点画之中，时而又移至点画边缘，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兰亭》中，我们却找不到类似的例子，相反，“提按”却到处可寻。何为“提按”式的用笔？最初，“提按”用笔“仅仅用于笔画端部、折点，作为突出这些部位的手段；后来，随着点画趋于平直，绞转逐渐消隐，提按便成为追求点画一切变化的主要方式”。提按式的用笔在唐楷成熟后成为最为常见的用笔方式。由此，我们就会产生疑问，当行书〈兰亭〉之中出现类似于楷书“回锋收笔”的笔法，总会让人有骑墙之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前文提到《兰亭》参以楷书笔法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兰亭》与王书手札的区别。那就是是否运用“纵引笔势”。如果说绞转用笔侧重于每一笔划的内部特征，那么纵引笔势则是一种字与字的连接规律。直观比较《兰亭》与王书手札，在笔意的连接上可以明显看出《兰亭》保持单个字的独立，即使上下字之间有联系，也仅仅是通过露锋起笔或牵丝来实现的；而王书手札则不同，字与字的连接常常以“纵引笔势”来完成。《兰亭》因为受到楷书笔意的影响，过于注重起笔收笔的提按动作的完整性

，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使用“ 牵丝”和“引带”，故而中断了上下字气息上的连接。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因为无法运用“纵引笔势”，《兰亭》难以和王书手札在行草书体系的层面比肩，而最终也只能是行楷书的典范。所以无论是《神龙兰亭》，还是《定武兰亭》，乃至于若干个有名的、无名的《兰亭》版本，它们与王字的风格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其笔法、章法、气韵与魏晋风韵相去霄壤。

　　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所看到的《兰亭》，作为王羲之的作品，存在风格之伪。颇为滑稽的是，关于《兰亭》的流传，在东晋到隋书论中没有见到，却出现在唐人何延之的《兰亭记》中。这篇文章富有传奇色彩，可能是历史史实的文学化渲染，具有“历史神话学”的意味，不为信史。而在唐代，较为可信的记载便是唐太宗对《兰亭》的推崇备至。需要注意的是，唐人是按照自身的审美立场来接受认识王羲之及魏晋风韵的。唐太宗需要一种文质彬彬的审美取向来实现他稳固政权的需要。他之所以珍爱《兰亭》，其个人好尚当然不容否定，但《兰亭》柔媚而不轻滑，流畅而不放纵，飘逸而不失之于轻浮，变化而不失于规矩的书风，符合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符合太宗一朝天子以“温柔敦厚”的思想归整人心的强烈愿望。经由唐太宗李世民将王羲之一举推为书圣，崇王情结在唐代是根深蒂固，并且，对后世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随着王羲之成为书圣，他的《兰亭序》也由于欧阳询、虞世南等大师的摹习和而身价百倍，其影响远在王羲之其他传世帖本之上，从而成为后世学王的圣经。随着唐代“尚法” 观念的光大遍至，更严重歪曲了魏晋书风，使魏晋风韵荡然无存。而唐摹《兰亭序》本身风格的异化和严重失真，使后世对王羲之书法产生误读并由此直接导致帖学的衰颓成为不可避免。

　　《兰亭序》真正被推为神圣经典的时代是在元代，这也可视为帖学的正式发端。如果说初唐李世民完成了王羲之的造神运动的话，元代赵孟 则完成了《兰亭序》的经典化运动。从那时起，学帖几无不以《兰亭序》开始。赵孟 认为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序》者新体之祖也。 赵孟 之后的董其昌，对赵一生看不上眼，但在对《兰亭》的推崇上却是一脉相承。清初书法，赵、董书风的相继流行，以至沦为趋时贵书。可见，元明清帖学中俗、媚书风的出现，与误法《兰亭》不无关系。到了近现代书法史，《兰亭》仍然备受瞩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郭沫若为首的“兰亭论辨”把上千年的“兰亭神话”彻底消解。由于南京地区东晋时代王、谢家族墓志的出土，郭沫若撰文论传世王羲之《兰亭序》为伪作，在书学界和文物界掀起轩然大波。我们可以在基本的结论上不认同郭沫若有关《兰亭》真伪的观点，但却不得不承认，他对《兰亭》的否定彻底打破了自元至清帖学道统的偶像，从而使人们敢于越过《兰亭》去重新认识帖学历史。因为《兰亭序》的风格异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来自唐“ 法” 的侵袭。因此，如果《兰亭序》不经过唐人的歪曲，而能够保留王羲之原迹的风格精神，则后世帖学也许会成另一种格局。从这个意义上看，《兰亭》对帖学而言关系至巨，真可谓成也《兰亭》，败也《兰亭》。